我向往的智慧

　　在我的生命里,一直沐浴着一种光明,它来自遥远的亘古,随风而至,渗入灵魂,将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农家孩子,熏染成一个受百姓欢迎的作家。它使我超越了闭塞的环境,使我避免了庸碌的同化,使我在喧闹之中拥有一份清凉,使我在孤寂之时滋生一种大气。

　　它便是佛教独有的智慧光明。它牵引着我,走出小天地,走向大世界。

　　说不清从何时起,我就跟佛教接了缘。在同龄的孩子尚在玩土窝窝时,我就感到了生命的无常和易逝。

　　我的家乡处在偏远西部一个更偏僻的角落。当你出长安,过天水,经兰州,沿祁连山和腾格里大沙漠中间的狭长通道,你会走入一个叫“河西走廊”的所在。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儿多为“胡人”所居,周时西戎,汉时匈奴,西夏时六谷部,吐蕃更是屡屡将其掠入版图。大漠和大山间,一条道路游蛇般西窜,扭向一个叫嘉峪关的所在。此关雄奇,关内生豪气,出关现悲情,跨出关门,瞭眼便见满眼戈壁,苍凉之气,扑面而来。由此而西,虽有几个叫“阳关”“玉门关”的著名所在,但观其形貌,亦多为苍凉大海中之一片枯叶。它们的存在,仅能充抚慰之念想,而难疗灵魂之焦灼。所以,我很小的时候,父辈们就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汪汪。”

　　好在嘉峪关东侧的凉州是公认的好地方。但这“好”,也是相对于戈壁沙漠而言,跟东南诸地,实在是不能比的。这儿山多焦秃,荒无寸草,风沙时现,遮天蔽日,干旱缺水,辄有纠纷。不知上溯至多少辈祖宗起,这儿便因抢水而血流盈地。我用脚丈量凉州大地的那几年,每到一处,便见历朝历代关于处理水纠纷的史料。至于传说,其数目之多,种类之广,不在《天方夜谭》之下。有好些地方,多“以石为证”,欲将无常之石刻,处理永久之纠纷。但那纠纷之血,并不因“石”的存在而绝迹。

　　我的家乡,就是其中一个极不起眼的所在:凉州洪祥乡陈儿村。关于那乡名和村名,已无法考证其来历。正如我至今不知曾祖父的大名一样,蒙昧的乡人是不会将他们认为的无聊事录之于书传于后世的--再说也没几个识字的人――在他们眼中,吃穿之外的所有事都是扯淡的。也如我十岁以前,心中念想的,总是如何填饱肚子,灵魂呀,信仰呀,在心中连影子也找不到的。

　　关于我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各种报道极多,多以“苦难”命之。但必须强调的是:我小时候并没有一种苦难的感觉。恰恰相反,童年少年在我的生命中留下的,是许多诗意的东西。记得那时,我总跟同院一位大姐姐挖生产队地里的大豆种子。那被湿土泡得软软的,胖胖的东西是我眼中最美的景致。刨出几个后,点燃麦秸,将那所得,丢入火中,不一会儿,我口中便会充满夹带着生面气的美味。我相信,我那时尝到的,是天堂的感觉。

　　我十岁后的某一天,这种乐而无忧的生活很快被打破了。一天,我发现村里死了人。我一再追问父母,他们也没说清啥是“死”,但我却怪怪地“明白”了“死”。那时的幼小心灵里,死是个巨大的黑洞,老躲在一旁,偷窥我。我明明知道,我一不小心,“死”就会吞下我。记得那时,没人告诉我还有来世。我的家乡没有寺院,没有僧侣,没有信仰,没有书籍,没有六道轮回的传说,乡亲们都说:“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啥都没有了。”这种观点被唯物论者所接受,一些人怕日后“啥都就没有了”,就利用手中职权大肆搜刮。长大后,我才知道,佛教将这种观点称为“断灭”。

　　在那种“断灭”的文化圈里,“明白”了“死”的我拼命哆嗦。没人知道一个孩子的恐惧,没人能排解他灵魂的惶恐。每次问大人,他们总笑我。白天还好过些,繁杂总能填满脑子。一入夜,那“黑洞”就向我逼了来,我不敢入睡,总怕一闭眼,它就会吞了我。即使我在疲惫至极后入梦,也每每被梦中的黑洞吞噬,更被自己尖叫惊醒,而发觉自己一身的虚汗。

　　于是,我常常从梦中醒来,常常望着被黑暗吞噬的万物胡思乱想。那种没有主题的联想跟我后来放牧时爬在马背上时一样,成为我最早的智慧求索和艺术训练。这种对死神的直观感悟一直伴随至今。一天,一位甘肃作家以为我把他视为对手,我笑道:“你要是这样想,就太看不起我了。我从不将作家当成对手的,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我的对手是死神。”同样,今生里,我也不会将文学上的成功,当成我生命的成功。我明明知道,面对死神,所有文学上的声誉毫无意义。我曾对作家杨显惠说,我对他的成功由衷表示敬意。因为,百年后,雪漠和杨显惠没啥两样,都仅仅是个符号。而最重要的,是你的作品中是否有一种利众精神。你的所有价值,仅仅是因为你曾经的存在,使这个世界相对美好了一些。当然,这美好,也包括真,包括善。

　　因为我明白地看到了死神在窥视我,后来的生涯中,我一直能窥破一些东西。我从不与一些人计较眼前的得失,从不在外物上动心思。我在教委工作了多年,我所在科室管着职称评定,但我一直没有职称。著此书时,我仍是一个连中级职称也没有的专业作家。说实话,对职称,我是唾手可得的。但我明明知道,相较于死亡,它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很少参加单位每年的评职称述职会。

　　人的一生里,总该有一种高贵的心灵和姿态的,对权力,对金钱,对地位,都应该这样。当满世界都趋之若骛时,你应该对它淡淡一笑。

　　因为明白了死亡,我很小就确定好了人生目标。我的素材收集是从初中开始的。在学校里,我从不去学那些跟我的人生目标无关的课目。我必须做到我今日之所学,一定要成为我明日成功的基石。我不愿浪费生命,不愿像猴子掰苞谷一样,边掰边丢。所以,当我到四十岁时,我已经构建了我独特而丰富的知识体系。

　　但是,无论我怎样的追求,都无法解除面对死神时的意义丧失。为了寻找灵魂的依怙,为了寻求生命的意义,为了证悟我所向往的真理,我很早就接触到宗教。当然,有时的“接触”,是不自觉的,我甚至不知道那叫“宗教”。我长大才明白,我熟悉的凉州贤孝中就渗透了佛道内容。

　　我很小的时候,就能大段大段地吼唱贤孝内容。贤孝对我的影响已融入了血液。写作时,我耳边常响着贤孝的旋律,我总能从其中读出灵魂的苦苦挣扎。那种苍凉和悠远里蕴含的智慧,更成为我幼年最好的灵魂养分。如《吕祖卖药》的结尾有段唱词,就是佛教智慧的形象表述:

　　“天也空来哟地也空,

　　唯有日月转西东;

　　山也空来哟水也空,

　　山水相连到处通;

　　朝也空来哟国也空,

　　紫禁城里不知换过了多少主人公;

　　父也空来子也空,

　　只不过临危头顶那么三尺青;

　　母也空来哟女也空,

　　只不过在亡灵面前假哭几声;

　　兄也空来哟弟也空,

　　只不过是前世的仇人转仇人;

　　夫也空来哟妻也空,

　　只不过是来世转来生。

　　我说那珠宝玉器一起空,

　　金钱财宝一起空,

　　世人如果知道这个空空意,

　　何不到碧天洞中去修行。

　　你看那西天路上一只鹅,

　　口含灵芝念弥陀,

　　扁毛都知道这个修行意,

　　难道人吃五谷还就不念佛……

　　凉州贤孝中,佛道的界限并不严格,两种宗教常杂糅在一起。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它们是“宗教”。参加工作后,我才真正地理性地接触宗教。我首先接触了道教,我曾系统地研究和实践过道教丹法,并得到了相应的真传,但我一直没有皈依道教。我跟一些人不同,我不会皈依不能为我解除全部疑惑的理论和教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边读书练笔,一边修炼道法。这种修炼的直接结果是,我拥有了一种治疗能力。在武威市双城镇河西小学教书期间,数以百计的病人蜂拥而来,怪的是,经我治疗后,许多人确实神奇地痊愈了。

　　但求索的我一直无法从道教中找到我向往的真理。随着我智慧的渐增,我发现道教中有许多不究竟之处,进而渐失信心。我开始接触其他宗教,除了基督教、天主教、等世界知名大教外,我还接触了印度耆那教等少为人知的宗教。对耆那教,我至今仍保持着浓浓的敬意。我的接触是了解教理,参照死亡,印证真理。期间,一些教派对异教和异端屠杀和镇压令我厌恶。我一生向往的,是对所有的生灵都有善意的真理,因为我们人类的共同敌人是死神。我们不应该成为了死神的帮凶。我诅咒所有的屠杀。我认为所有的屠杀都是罪恶。

　　20多岁时,佛教再次微笑着向我走来。此刻,它的光临,已非我小时候从贤孝中接触的那样模糊了。我已经走出了“迷信”的云雾,进入“智信”的境界。照面的刹那,它那炫目的灵光就“击穿”了我的灵魂,我忘我地扑入其中,边研讨它的教理,边实践它的教法。我最先研究净土,而后禅宗、南传佛教、律宗、密宗等。对每一宗,我都不是浅尝辄止,而是独有所悟,探其堂奥。三十岁时,我已能在佛学沙龙里讲授小乘证果的法门,即如何从凡夫起,由戒而生定,由定而发慧,而成就无上正觉。

　　得遇香巴噶举时,我32岁。此时,我对佛教显宗的多宗教理,已渐能融汇贯通。期间,曾遇许多佛教中人,有居士,有和尚,许多人很喜欢我,想收我做弟子,我多学其所长,却从不皈依拜师。我的智慧告诉我,我的一生里,会有一位能做我灵魂依怙的上师,我一直等着他。

　　在那个夏季,我终于等到了香巴噶举。那时,我已开始写《大漠祭》,渐入佳境。那时,我在一偏僻的小院里租了一间房子,与世隔绝。每日除写作几个小时外,其余时间都用于禅修,心是宁静到了极致。我不仅放下了世事,也放下了文学。那几年间,我正在原武威市教委工作,时任教委主任的蒲龙先生不给我安排任何工作,我才能出离若斯。后来的几年间,蒲龙的接任者李宝生也默许我不上班,这种状况延续了至少五年,直到另一位官员接任李宝生后,我才不得不离开教委,到一所叫东关的小学任教。但很快,我以返还工资的方式买回了我的自由。成为甘肃省专业作家后,更有了无限的自由空间。说明这些,旨在说明在我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以禅修之心出离的。

　　必须提及的是,在遇到香巴噶举之前,我一向反对将宗教神秘化。那时,我甚至不相信有鬼神。我眼中之宗教,是哲学之最高境界。对上师,我视为导师。但在本书中,读者已看到我思想之变化,前后相较,高下如天地。我从此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天地。我忽然从幼小时就缠心的死亡恐惧中解脱出来。我热恼顿释,迷闷顿消,心如无云晴空,明广如天,清蓝如海,不起云翳,不生波浪,每有所欲,却无不随缘示现诸种境界。期间虽也有为文坛污染带来的热恼,但我很快能窥破虚幻,破除执著,趋向宁静之乐。即使在深入生活时,我也不离禅悦,诸显与空性合一,动静一如,心无尘渣。

　　我32岁后的所有作品,都是它们自己从宁静中流出的。所以,从特殊意义上说,我是个不会创作的人,是作品自己从心里溜出来的。在我游遍凉州搞社会调查的多年间,我从不拿念珠,诵咒终日,到夜间,却悉知诵咒几万。游遍凉州,阅人无数,却心无挂碍,空明灵澄,出门如上禅座,归家如入禅室,将偌大天地,视为清修道场。后来,十世班禅大师的一位弟子印证说: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很难修到这种境界。再后来,经上师印证,我契入的,正是香巴噶举之光明大手印。这一切,都源于香巴噶举诸上师的智慧加持。

　　我终于寻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后来,我将它写入《雪漠小说精选:狼祸》的“序”中:

　　“生在西部农村,最大的好处,是能感受死亡。大都市太喧嚣,每每将心淹了。死亡的声音,总显得稀薄,很难唤醒快乐或苦恼的城里人。

　　我住的地方更静,物欲便淡了。那死亡的声音,就大逾天地,充满虚空。用不着专注聆听,那哀乐声、发丧的唢呐声、嚎哭者便会自个儿来找你;老见花圈孝衣在漠风中飘,老听到死亡的讯息,老见友人瞬息间变成了鬼,老听人叹某人的死亡,而随后,叹人者亦变成了被叹者……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到死亡的,老觉那是个可怕大洞。侍在身侧,老想往洞里拖我。我昼夜发抖,恐惧这世上竟有这样一个东西。渐渐,我明白了,不但人会死,那月亮,那太阳,这地球,都会有死的一天。于是,我心中又升起一个疑问:既然终究都得死,这活着,究竟有啥意义?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寻找意义,但我可悲地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死亡来临时,读的书没有意义,盖的房没有意义,写的文章没有意义。若真能写出传世之作,但一想宇宙也有寿命,便知那所谓传世的,仍是个巨大的虚无。地球命尽之日,托尔斯泰也没有意义。于是,我曾许久地万念俱灰。

　　这种幻灭感的改变在我接触到佛教之后。当我看到佛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时,我忽然发现了意义。这意义,便是那精神。那虎鹰和身肉,均已化为灰尘,但那精神,却以故事为载体,传递给千年间活过的人。这精神会照亮心灵,许多人因此离苦得乐了。这,便是意义。

　　文学的意义亦然。其意义,非名,非利,而在于文学该有的那种精神。前者如过眼烟云,后者则可能相对永恒。

　　我认为,好的文学必须做到:这世上,有它比没它好,读它比不读好。因为它的存在,能使这世界相对美好一些。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就不是好文学。”

　　读者可以看出,我寻找的,不仅是写作的意义,更是生命的意义。我曾对天津师大教授汤吉夫先生说:“我从来不将文学的成功当成我人生的成功。我之为文,如善人之铺路,如唐东之修桥,仅仅是为众生服务的一种手段而已。我之目的,非出名,非得利,而仅仅是将我之所悟告诉世人,使他们活得更善良一些,更安详一些,使世界因我的存在而更美好一些。”虽然我也愿意进行技术上的宣传操作,但这仅仅是不想让这世界活埋我思想时的抗争。在这个燥浪喧嚣的时代,你稍一怠懈,就可能被埋得不知去向。而所有作品,只有在被人阅读时,才能实现它的价值。

　　我依止香巴噶举已超过12年。这12年,是我从凡庸中觉醒的12年,是我实践光明大手印的12年,也是我从僻壤走向全国的10年,更是我从琐屑的个人化写作变得充满大气和智慧的12年。12年间,卑琐和自私离我远去,博爱和智慧充盈我心,使我能在最功利的机关安身时也能保持一份清醒的高贵。正如美国宗教学者休斯顿•史密斯所说:“在宗教生活的核心,有一种特别的喜悦,这种快乐结局的前景,是从必要的痛苦中开花结果的,带着人类的困难将被衷心接受而克服的允诺。”(《人的宗教》海南出版社)

　　在12年里,我遇到了无数生活在另一个“时空”的人们,他们是游离于主流社会外的群体。他们有着与时下文坛和社会不同的价值标准:有穷其一生闭关清修者,有一步一叩达万里之遥者,有舍命舍财于终极真理者。在他们的感召下,我主办的雪漠文化网()和红十字会部分志愿者发起了“西部志愿者爱心读书工程”。这是一个没有起止日期的“工程”,我们将像愚公移山那样,用一代或几代人的努力,来践约这个绿色的爱心梦想。目前,在我们的努力下,已有数万册图书从繁华的都市流向贫困的山区,已有数以百计的孩子感受到来自都市的爱心温暖。我们还将致力于在西部城市及贫困山区建立不以赢利为目的的连锁公益图书室,由青年志愿者管理,免费为当地市民和农民提供图书借阅服务,定期或不定期举办文学讲座等各类文化活动。

　　在这个群体里,我也许是个“俗物”,因为我还靠文学赢得了一些虚名。而这虚名,跟红尘万物一样,是过眼烟云,了无自性的。同样,我也是一个文坛上的异类,因为我总在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孩子那样,说一些“智者”们心照不宣但决不会冒然出口的话。但我愿意在喧闹之中寻找一份清凉,在迷醉之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庸碌之中体现一种高贵,在大善之前保持一份谦恭和敬畏。因为我知道,承载我思想的肉体很快会消失,无论我多么虚矫和世俗,都不会改变我终究成为白骨的命运。相较于亘古的大荒,我的生命翕忽善逝比闪电还快上万倍。趁着还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趁着还能做些有益于众生的实事时,我应该投入全部的身心,奉献全部的真诚,宁静专注地做我应做的事。明白了这些,你也许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写《大漠祭》、《猎原》、《白虎关》和《西夏咒》,为什么我的作品中会有一些我引以为傲却可能为人所不喜的章节。

　　我弟弟死时才二十七岁。他留下的所有遗物中,我最珍惜一本日记。他之所记,不过寥寥几篇。我很遗憾他为什么不多写几篇。我相信,等到有一天,当我的肉身已逝、埋我的白骨之处或许成为家乡的人文景点时,也许会有人遗憾我为啥没写得更多一些。在河西学院,千名学子在“雪漠我们爱你”的横幅上签上自己的名姓时,我明明知道,他们所爱的,是我的作品所蕴含的利众精神。

　　《大漠祭》、《猎原》等书出版后,我遭遇过许多叫我眼眶湿润的场景。那些读者一定认可我所信奉的精神。他们以认可我的方式向我信仰的大善表达了崇敬。尽管不少人将社会说得黑漆一团,但我的同道告诉我:这世上,总会有一批无法被尘滓污染的干净的灵魂。他们的存在,像火种一样,终究会燎原的。这世界,也一定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更美好一些。

　　本书会告诉你,我遇到了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活着跟时下的流行有着怎样的不同?也许,书中所写会对你有所启发。至少,你会看到,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另外一种人文风景。也许你会说,能和那些大德生在这个星球上,真是幸运。

　　人的一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恶的熏染而发生变异,但你不必因此而自暴自弃。你只要自省向上,终究会战胜贪欲的。傅雷在《约翰·克利斯多夫》的扉页上“题记”道:“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你在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必须战胜你内在的敌人。”我也曾为贪欲所伏,但我最终降伏了贪欲;我也曾为嗔恨所裹,但我终于将嗔恨踩在脚下。我也曾干过许多的傻事,但我终于懂得羞愧自省,并勇于改过。我是个充满缺点的人,在我懂事后的三十年中,我总想战胜自己,却每每成为贪嗔痴的奴仆。我总在诛杀和诅咒自己的贪执。在得遇上师后的宗教观修中,我每天都将自己的色身碎成万段,施舍给没有饭吃的众生。

　　这所有自省的源泉,便是我遇到了命运中的“善知识”。

　　佛陀说过:“世上有两种人值得尊重,一种是不犯错误的人,一种是犯了错误而勇于改正的人。”我的经历也许会成为你的参照,或能给你以借鉴。正如我每每感叹某书对我的巨大影响一样,但愿此书能为你开启一扇窗口,使你看到另一个群体、另一种活法、另一种追求、进而豁然有悟,安详微笑。

　　确实,这个时代,还是需要一份高贵,需要一份超然和宁静,需要一份对神圣的敬畏。同时,也需要一份对热闹、喧嚣和功利的淡漠。

　　这便是我写作本书的目的。

　　---摘自《大手印实修心髓》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