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观路上,幸遇明师

　　释性广

　　感时悲教,救亡图存

　　笔者有幸,在中壮之年,已恭逢并见证了台湾佛教之教运由弱转强的时代。仔细思维,佛教在台湾的复兴,应与鼓励佛弟子关怀苦难,积极入世的“人间佛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国七十一年,笔者出家于供奉慈航菩萨肉身舍利的道场。初出家时,常听人引用慈航菩萨的名言:“慈善、教育、文化是佛教的三大救命圈。”而慈航法师与印顺导师,同为太虚大师的学生,也服膺并提倡入世关怀的大乘菩萨精神。一般人引用此句,强调的是入世利生的内容,但笔者解读到的,是当时佛教需要以此而为“救命”依凭的无奈与悲哀。

　　原来,长久以来,世人对于佛教已形成“愚妄迷信,经忏交易”的印象,所以评价很差;而流传在民间戏曲与口耳讥讽中的,对僧人的轻藐蔑视,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多视僧人为因家贫而从小被送养于寺院的社会底层人。

　　所以,无论是太虚大师提倡的“人生佛教”,或印顺导师提倡的“人间佛教”,观其思想凝成的时代背景与心路历程,不但源于大乘佛子“不忍众生苦”的悲悯情怀,也更有感时悲教,救亡图存的危机感。

　　可以说,过往的山林佛教以逃尘避世而贻世轻藐,过往的聚落佛教以腐化堕落而贻世讥嫌,如何舍此二边而行中道?这正是导师穷毕生心力,深入三藏,学贯印、中(佛学),而提出“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之意趣所在!

　　当仁不让的普贤行愿

　　导师深知,人间佛教,不能徒托空言,必须身体力行,并以实际成果来证明其效力,这才能激发起追随者的信心。例如:寺院经济的既有陋习,导致僧伽失格,社会诟病。他深刻体会:必须先端正僧品,方能转变佛教的体质。但他并未采取像太虚大师那样“大闹金山寺”的激烈作法,而是擘画寺院经济的理想蓝图,并证明其可行性。

　　民国四十九年,导师在台北创建慧日讲堂,他说:“我当时有一构想,佛教难道非应付经忏,卖素斋,供禄(莲)位不可!不如创建一讲堂,以讲经弘法为目的,看看是否可以唯持下去!我从不空言改革,但希望以事实来证明。”(【妙云集】下编第十册,《平凡的一生》,页一○七。)有了前人成功的事例,于是有心人逐渐出现“寺院、道场要办‘道\’不要办‘桌\’”(台语“道”与“桌”同韵母)的反省。

　　殊堪安慰的是,如今在台湾,不只是“寺院办道”的观念深植人心,连带的,慈善、教育、文化,这些利人益世的事业,已从过去“不得不然”的佛教救命圈,成为今时菩萨学人“当仁不让”的普贤行愿。相信这正是印顺导师提倡“人间佛教”的初衷,因为本位主义的消极自保,绝非人菩萨行的目的。

　　亲炙大德,喜获法益

　　忝为“人间佛教”的追随者,如上所述,笔者见证了一个佛教由弱转强的时代。其次谈谈个人的学法心得。

　　出家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思想苦无出路,尚幸拜读导师的著作,终于寻得学佛道上的指路明灯。最难得的是,无论是弘法还是禅修,笔者都因亲炙导师而得大法益。

　　民国七十五年底,笔者开始向信众弘法,所依教本,即是导师所著《成佛之道》。以后因追随昭慧法师以问学、护教,而得以时常陪同法师拜见导师,亲聆法音。

　　民国七十九年,弘誓学佛班在善导寺开课,由昭慧法师与笔者将《成佛之道》偈颂编成科判,经导师亲自修订定版之后,制成讲义,向四百多位第一期学员讲授。令笔者感动的是,他老人家不但将此科判细读细改,而且还致函昭慧法师,提撕重点。

　　民国八十年初,笔者开始接触并习学各种禅修法门。在修学过程中,虽也多次体会到禅修的知觉明达与轻安乐住,然而因有从导师教导中所得到的“正见增上”力,故尔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只是沉缅于身心的特殊经验,而忘记止观的真义与菩萨禅法的究极目的。禅修过程中,最常领受到的,就是身心的变化与特殊的觉受,然而在佛法中修学禅法,重要的不是寻求感受,而是对经验的确当诠释与正法抉择力的培养。禅修者如果一味强调自心体验,而不依于经教与正理以作检证,很难不堕入眛定、邪定之中,因此导师名之为“美丽而险恶的歧途”。

　　三学增上,择法依归

　　记忆深刻的一次,是民国八十四年底,笔者在一次的禅修营中,体会到一些超常的经验。禅修结束后,身心久久沉浸于难以言喻的欢喜踊跃中。由于每隔月余,都会随同昭慧法师去向导师请安问法,在那次禅修后去见导师,就向老人家报告:“最近学到一种特别强调不修禅定,而直接入于观慧的方法。”导师听了,当即问道:“那戒、定、慧三学,又要怎么说?”

　　一句问话宛如棒喝,笔者当场有一种恍然醒觉的震撼!惭愧的是,“法次法向”,“三学增上”的义理并非初次听闻,但只不过是身心得到一点超常的觉受,自己竟然把佛法正见抛在脑后了。自此笔者更是戒慎乎始,依八正道而以正见为基,将一切禅观体验,都置于正见之下而作检验。

　　为何修行时身心的超常觉受,更需要正见指引?笔者曾引喻说明:把一根直筷斜置于一杯水中,由于水中光线的折射作用,我们将看到筷子与水面的交接处,是折断而不连接的。认知中的直筷有如“择法的正见”,而视觉经验的断箸,则宛若“境相的错觉”,纵然是亲眼所见,但还是不可信的。

　　由于导师思想的提撕,使自己的禅观修学之路稳定踏实。笔者常自我警惕:切莫陷入“不以胜义印证,只重自心体验”的泥淖。面对修持过程中身心的诸多变化,过往诵读的导师法语,更成为彼时择法的灵感与依归,解决了许多禅修观念上的困惑与瓶颈。每从禅修营队回来,笔者总是就着个人修持的进境,与昭慧法师讨论如何与法义相互印契;偶或谒见导师,也会向老人家报告修持的心得,以求能不偏离于正道。

　　畅佛本怀,普贤愿行

　　印公导师著作等身,世人多注意他在义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而忽略他在修持方面上的卓越见地。甚至有一种错误的传言,指称导师“不重修行”;由此衍生一种错误心态,认为他的著作是不讨论修行问题的,他对于修行问题,是没有发言权的。这种浮面感觉,其实有待商榷。笔者曾撰《人间佛教禅法》一书,分析并综论导师在禅修方面的卓越见地与研究成果。以下简略说明大要:

　　第一、在治学目标方面:

　　导师以显扬佛陀本怀,建立契理契机的教法为治学理念,故不可能忽略佛法“依禅观以入于空慧”的究极理想;也绝不可能对变质异化的修持方法,模棱两可而不置可否。所以导师在探寻本质佛法,消化传统遗产之后,必然会依于“人间佛教”思想主轴,而凝成其禅观思想的结晶;而又因其治学长于“辨异”,故对汉传、藏传、南传佛教中那些不修行的人,修行错误的人,还有把修行定义得太狭隘的人,必然会提出一番反思与批判。

　　第二、在研究成果方面:

　　印顺导师著作之中,论究禅法内容、辨析修行知见的篇章,不但数量颇多,而且时有孤明独发的卓越见地。最为学界所著称的,是探究禅宗初期从印度(如来)禅演变到中华(祖师)禅的《中国禅宗史》。其它诸如《修定——修心.唯心与秘密乘》等著作;对于宗见思想之所从出,方便适应之必然转折,宗门设教之隐微与歧途等等,都一一加以剖析,明确指出修持应有的正途与宗派歧出的关键。

　　论著蒙师题字、修订

　　民国八十九年,佛教弘誓学院举办第二届“人间佛教,薪火相传”研讨会,昭慧法师、悟殷法师与笔者,三人相约“以法供养”,用“各写一本新书并予以发表”的方式,来为导师祝寿。当时笔者深受江灿腾教授之鼓励,乃决定以自己的硕士论文《印顺法师禅观思想研究》为底稿,进一步明确提出:“人间佛教禅法”,是导师禅学思想中心。笔者希望能于该书之中,完整阐发导师精采卓绝的禅学思想与止观正见。

　　记得笔者在撰完硕士论文初稿后,曾带到华雨精舍,敬请导师指正。承蒙导师逐句看过,整份文稿留下了导师珍贵的亲笔校订字迹。

　　拙着《人间佛教禅法》第二章,介绍“人间佛教”思想的播种者──印顺导师的生平学经历;并特从几个面向,敬述导师一生勤恳治学,光风霁月的“圣之清者”的人格特质。后与昭慧法师至华雨精舍,呈给导师过目,第二天早上,导师看完后,慈详地微笑向笔者说:“我没有你写的这么好!”昭慧法师与笔者都不约而同地说:“导师您太谦虚了。”

　　书成付梓之前,又蒙导师慈允题字,于是在华雨精舍明圣、慧琛、慧璨诸法师从旁协助之下,眼力退化而手肘无力的导师,竟然扶着老花眼镜,以微抖而持笔不稳的手,一笔一笔缓慢地写下了该书书名:“人间佛教禅法”。笔者如获至宝,将此珍贵墨宝置于该书首页,以为纪念。

　　至今无论是禅学写作还是禅观教学,笔者还是掌握大乘三昧的要领,畅导普贤行愿的精神。这一切,固然来自个人体验的自信,其源头活水,还是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禅观思想。

　　禅观路上,幸遇明师,如优昙花,甚难希有。追思情切,无以言念,因兹略述二、三往事,与诸读者分享自己亲炙导师所获致的无限法喜。

　　——民国九十四年七月四日 于法印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