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的佛学观

　　韩焕忠

　　(苏州大学哲学系,江苏 苏州 )

　　摘 要:现代新儒家的宗师马一浮有着精湛的佛学造诣。在马一浮看来,儒佛两家,各有悠致。他运用华严宗的判教理论,将佛教摄入儒家六艺的范畴之内,从而使儒家六艺的发扬光大获得充裕的文化资源,使儒经佛义迭互阐明,相资并发。他继承了中国学术重“意”轻“言”的传统,在以本原自性为终极真理的意义上,主张“儒佛俱泯”。马一浮自觉适应历史形势的发展,以其真切的学术抉择,坚守了一方固有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马一浮;新儒家;佛学观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9)01-0020-05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代宗师,马一浮先生(1883—1967)对于佛教经藏浸润之久,体会之深,抉择之精,运用之妙,能得天台、华严、禅宗之圆融、通透、灵活、真切、着实,并世诸贤无能出其右者。职此之故,对他的佛学观略作探讨,不仅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在马氏学说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马氏学说的基本特点,明了儒佛两种异质文化在近代语境中的会通与融合。

　　一、儒佛悠致

　　马一浮虽遍游两洋,学贯中西,却最终归心孔孟六艺之教,以儒名家。其对儒学,可谓推崇备至。在他看来,国学就是儒家之六艺,儒家之六艺就是国学。他曾说:“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两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他对此深信不疑,谆谆教导从学弟子:“诸生若于六艺之道,深造有得,真是左右逢源,万物皆备。所谓尽虚空,遍法界,尽未来际,更无有一事一理,能出于六艺之外者也。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对六艺之道的深造自得,使他对中国文化的价值与前途充满了坚定的信念。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马一浮虽然非常推崇儒家六艺之学,只是认为儒家六艺之教是对至道、真理的最为圆满、最为充分的表达而已,并不是一种抱残守缺的“唯儒主义”。故而在他看来,诸子百家,西来学术,都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的体现了六艺之道。此是“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易学思维在他学术思想上的反映。他于儒家之外的各种学说,亦能欣赏、理解,其于佛教义理之学,他称之为“义学”者,尤相契人。在他看来,儒佛两家,各有悠致。

　　马一浮之学既以“复性”为宗旨,自以“见性”为究竟。然“见性”一词,实是启白佛门,而禅宗每自标榜。马氏每许佛氏能“见性”,实际上也就是赞赏佛教阐发义理,造道人微,可以达到真理的最高境界。如他谓:“彼之言生,乃仗缘托境,无自体性。易之言生,唯是实理,故不可以生为幻,此与佛氏显然不同。然不常不断义,则甚谛。故不得遗之。……佛氏实能见性。”儒家以“皇极”为“王道”之最高规则,马一浮释之曰:“以佛义言,皇极是事事无碍法界。爱憎取舍,情尽则无漏,真智现前。是则无有作好,无有作恶。然后庄严万行,大用繁兴。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即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也。”事事无碍法界是华严宗阐发的圆教境界,马一浮以之当作儒家的皇极之义,实是允其能臻如斯之境也。马氏以《易》为儒家要典,六艺之原,是最高真理的最为圆满的展现,而亦许佛教能与之相应:“佛氏谓般若气分,亦必洁净精微,乃能至之。故与易教相应。”儒家之最高境界,在马一浮那里自然是最高真理的体现,而马氏亦承认佛教能以自家的方式臻至其域,并能欣赏之。

　　马一浮既视佛教为能达到究竟境界的一种教法,故而其于儒家在辟佛之论时有不同看法。他对朱子攻击佛教自私的话便不以为然:“朱子说:‘二氏,只是一个不耐烦的人,他事事想逃避,此便是自私。清谈末流,任诞废务,却是如此。’若大乘一类,机发大心,负荷众生,却骂他自私不得。”他也不赞同儒家攻击佛教“怖畏生死,欲求解脱,只是为利”,认为“此语较驳斥求福报者转深。然大乘教义实不然,不见有生死可出。故曰:‘众魔乐生死,菩萨于生死而不舍。外道乐诸见,菩萨于诸见而不动。’生死涅槃,等同一相,方为究竟。安有所谓出世间法耶?此非为佛氏回护,理实如然。”这意味着马一浮已经超越古代教派攻讦的纠结,而进入到现代学术批评的层次上来了。

　　二、以儒摄佛

　　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马一浮之学乃是一种文化哲学,其最大特点在其六艺论,即以六艺为人心本具之条理,可统摄古今中外一切学术、思想与文化。六艺在马一浮那里既具有文化本体的意味,他所欣赏的佛教自然也就在六艺的涵摄之内。此义在马氏着述中多有述及,而集中体现在1918年2月他写成的《与蒋再唐论儒佛义》一文中。

　　马一浮的以儒摄佛实际上是对中国佛教的判教在学术上的一种应用。中国佛教自古就有讲经说法的传统。南北朝以降,经论译介既广,那些义学高僧在讲说某一部佛经时,往往依据自己宗奉的经典,将所有的佛教经典,即.所谓的“一代时教”,按照经典义理的高下浅深、佛说经典的先后顺序等,组织成一个秩序井然的有机体系,作为判定所讲说经典在整个佛教中的地位、作用、意义与价值的准则,由此形成纷纭复杂的中国佛教判教学说,成为外来佛教融人中土、实现自身形态和义理中国化的关键步骤和方法。经过百余年的争论、比较和整合,至于隋唐之世,天台宗智者大师所说的“五时八教”与华严宗贤首大师所说的“五教十宗”逐渐确立为中国佛教义学中双峰并峙的两大判教系统。马一浮对两家判教均极契人,其中对贤首五教,即以愚法声闻教(小乘教)、大乘始教(包括相始教与空始教)、大乘终教、大乘顿教、一乘圆教判摄全部佛教经典和义理的五教判释尤称契心;中国佛教以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大乘佛教为主,其义在终、顿、圆三教,故马氏之以儒摄佛,主要就表现在将终、顿、圆三教判摄在六艺之中。

　　马一浮运用华严宗贤首法藏大师的判教,将佛教摄人儒家六艺的范畴之内。他认为,儒佛两家“同本异迹”;由于“本同”之故,主要属于“迹门”的《诗》、《书》亦可以融摄佛教的教理。“《诗》次风雅颂正变得失,各系其德,白彼教言之,即是彰依正之胜劣也。《书》叙帝王伯虞夏商周各以其人,自彼教言之,即是示行位之分圆也。《春秋》实兼《诗》、《书》二教,推见至隐,拨乱反正,因行事,加王心,自彼教言之,即是摄末归本,破邪显正,即俗明真,举事成理也,终顿之义,亦可略摄于此。”也就是说,佛教的始教可以摄人《诗》,终教可以摄人《书》,终、顿二教可以摄人《春秋》。而《礼》、《乐》、《易》与佛教则是“本等一心”,正是儒佛可以互摄的根据。在马一浮看来,“礼主别异,即是差别万行”,因此可摄佛之终教;“乐由中出,故静不动,真常湛寂之本也”,故可兼摄佛之顿教;《礼》、《乐》合用,即可摄佛之圆教。

　　中国佛教,无论是教门的天台、华严,还是行门的禅宗、净土,莫不以自所宗奉的经典和行法为圆教,因此马一浮以儒摄佛的重点就是以儒家之《易》融摄佛教之圆。马一浮以天地(乾坤)为礼乐的本原,他以“乾知大始”表“心真如”,以“坤作成物”表“心生灭”,由此而成法界,“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性相交融,而觉周于无际。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故圣道可得而立,佛法由是而现。”,换言之,圣道、佛法皆本之天地,源自乾坤。而马一浮对儒家的基本经典《易》可谓推崇备至:“《易》无方、无体、无思、无为,而崇广业,开物成务,原始反终,穷神知化,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止,寂而常感,感而常寂。孔子叹《易》之德曰:‘非天下之至精、至变、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此犹《华严》之称大方广矣。故谓圆融具德,缘起无碍,无尽法界相,即相人如来不思议境界者,正是《易》教所摄也。”《易》是如此广大精微,故而可以融摄佛教的圆教义理。

　　马一浮以儒摄佛的思想虽然形成于早年,但其后讲学对此义屡有阐发。如他在《论语大义》中曾说:“《易》教实摄佛氏圆顿教义。三易之义,亦即体、相、用三大。不易,是体大;变易,是相大;简易,是用大也。”他在《观象卮言》中亦说:“尝谓二氏之学,实能于费中见隐,故当为《易》教所摄。……洁净精微,则佛氏圆顿之教实有之,非必其出于《易》之书也。若谓此非《易》教所摄,是《易》道有所遗而不备矣。”如此之论,在马氏着述中所在多有,反应了他有关这方面的思想的前后一致性。

　　三、以佛释儒

　　马一浮虽然深通佛法,受到弘一法师等同时代高僧的尊崇,至有“金粟如来后身”(即佛教大居士维摩诘)之誉,但他最终确认的,却是儒家的六艺之教与孔孟之道。所以他以儒摄佛的目的,并不是为佛教的复兴张本,而是将佛教的义理与方法摄人儒学的范畴,从而使儒家六艺的发扬光大获得充裕的文化资源。是以在马氏着述中,儒经佛义往往是迭互阐明,相资并发,而他的思想观念亦因此而具有了圆融、通透、丰盈、润泽的气象。

　　中国高僧之讲经说法,如天台、华严等宗的大师,或钩玄提要,或分文析理,都具有一定的程式,形成了各宗独特的经典解释方法,故而能曲尽其妙,可以充分畅发所讲说的经论之义理。马一浮对此极其欣赏,认为这正是儒学疏略之处,应该于此多向佛教义学进行学习。他曾说:“天台家释经,立五重玄义。……华严家用十门释教,谓之玄谈。……其方法,又较天台为密。儒者说经,尚未及此意。当来或可略师其意,不可尽用其法。如此说经,条理易得,岂时人所言科学整理所能梦见?”如他之说《孝经大义》,首“序说”,次“略辨今古文疑义”,述孝为德本,《孝经》为六艺之总会,开宗明义,考镜源流,如高僧讲经之有“玄义”、“玄谈”;然后有“释至德要道”、“释五孝”、“释三才”、“释明堂”、“原刑”等,则如佛典之随释文句。其说《孔子闲居》:“将释此文约义分四科。一总显君德起孔子曰,讫此之谓民之父母矣、二别示德相分二一五至二三五起子夏曰,讫无服之丧也。三明德用五起起子夏曰,讫施于孙子。四叹德化分二:一、约三无私叹德本。二、答参天地,叹功化。起子夏曰,三王之德,讫大王之德也。前序后结可知。”明眼人一看便知,马氏此处对文本分析所用的方法,正是高僧习用的科判经文的路数。

　　在经典文句和词语的解释上,天台宗的四悉檀与华严宗的六离合释都具有极强的解释功能,对多方面理解经典义理非常有帮助,马一浮深入佛藏,对高僧大德的解经之妙颇能心领神会,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将佛教释经范例运用于对儒典的解释之中。《论语》中多有问仁之语,马一浮运用天台宗的四悉檀对此解释说:“学者第一事,便要识仁。故孔门问仁者最多,孔子一一随机而答,咸具四种悉檀,此是《诗》教妙义。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日:‘知人。\’世界悉檀也。答子贡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为人悉檀也。答司马牛曰:‘仁者其言也切。\’答樊迟曰:‘仁者先难后获。\’对治悉檀也。答颜渊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第一义悉檀也。”如此一来,儒典中那些不同的说法就可以获得一个统一的理解。六离合释即依主释、持业释、有财释、相违释、带数释、临近释等六种华严宗惯用的释经方法,马一浮之释儒典中“德性”,谓“即性之德,是依主释;即德是性,是持业释”,谓“阴阳刚柔”为“相违”,“两仪、四象、八卦、五行等”为“带数”,谓“信近于义”、“恭近于礼”之类为“邻近释”。哒样的提示,使那些众人习以为常的儒典词语顿时具有了新鲜的面貌,可以给受教者留下一个真切活泼的印象。

　　如此之类以佛教的义法解释儒家道理的例子在马氏着述中所在多有,可以说是俯拾皆是,此处亦不遑多举。我的朋友许宁博土在其《六艺圆融——马一浮文化哲学研究》一书“结语”中专门设立“诠释学的建构”一个节目,系统总结了马一浮的释经规律,整理出马氏“摭彼教之卮言,证儒家之孤义”常用的方法有词语格义、六离合释、句型解析、释经程序、逻辑同值、框架融合、文本转换、思维拟议等八种,表明专门研究马一浮的学者对马氏学说的这一特色也是非常重视的。

　　四、儒佛俱泯

　　中国自古就有重“意”轻“言”的思想倾向。“意”即真理,即本性与天道,是一切认识与修行的终极;“言”为说教,即阐明真理、开发本性、体会天道的各种言论和教导。古圣先贤早就认识到,不同的言教可以阐发相同的真理,或者说,唯一的真理可以通过不同的言论进行诠释。所以孟子主张“以意逆志”,庄子追求“得鱼忘筌”,王弼倡导“得意忘言”,禅宗提示“因指见月”。可以说,中国学术中,无论何家何派,其基本的思想倾向都是着眼于终极上的一致,反对具体言论的诤竞。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一学术传统使中国人的心胸成为一个具有宏大景象和包容气魄的开放世界,正是儒、道、佛三家异质文化能够并立共存而互补,形成中国文化多元一体基本结构的思想根源之所在。儒佛两家,同许其为“圣教”,认为两家的差异仅仅是由于教化对象与教化方式的不同,在“宗极”,即最终的真理境界中,两家是“冥符”即完全一致的,在此意义上,儒佛两家之名可以不立。马氏这一思想在其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得到了坚持。在1936年写成的《答曹赤霞书一》中,他提到:“儒佛老庄,等是闲名。生灭真常,俱为赘说。达本,则一性无亏。语用,则千差竞起。随处作主,岂假安排。遇缘即宗,不妨施设。若乃得之象外,自能应乎寰中。故见立,则矫乱纷陈。法空,则异同俱泯矣。”两语相隔18年之久,前后相契,若合符节。

　　学者们不察各种学术终极是同,往往执着于施设之异,相互攻讦,是非蜂起。儒佛异撰而交攻自不必言,即便是儒佛内部,亦多不相谅。如同治儒经,有今古文之争,有汉宋之争;同属宋学,又有朱陆之争。同为佛教,大小二乘,空有两派,性相两宗,禅教两家,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马一浮对此甚为不满,他在《圣传论序》中不无遗憾地说:“知见稠林,埃塞天下。时当衰季,转溺转深。异执纷然,徇人丧己。是丹非素,出主人奴。拘墟笃时,沿讹袭谬。以枉见为胜解,以恶觉为智证。自甘封蔀,无有出期。若此之论,深可悲悯。何堪更存汉宋今古之争,立朱陆门户之见,辨夷夏之优劣,持禅教之异同,陷身不拔之渊,转增迷惘之过耶。”他在《重刊盱坛直诠序》中指出了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儒佛相非,禅义相薄,此皆临机对治,一期药病之言。心性无外,得其一,万事毕。冥符默证,唯此一真。大用现前,不存规则,岂名言所能域将。何名为义,何名为禅,世之纷然持异同者,不解古人之妙用耳。”是非纷争的歇场,在马一浮看来,就意味着终极真理的大用现前。

　　儒佛交攻,可以说是自古而然。但随着中国社会生活近代化的逐步开展,儒学逐渐淡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视野,开始恢复其作为一种思想学术的本来面目。中国佛教也开始抖落自身的各种枷锁羁绊,以及历史的各种尘封垢蔽,展现出自身本具的思想光芒。两种异质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相互欣赏、相互借鉴的可能性。马一浮作为儒学宗师而承认佛教能够达到真理的极致,将其摄在六艺之教的范畴之中,并摘其所长以解儒经,并在终极的意义上取消了儒佛的分立与界限,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马一浮的抉择,无异于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为我们坚守了一方固有的精神家园,并且尽心尽力地进行装饰修葺,时时等待着天涯游子的归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