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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发布时间:2024-07-16 02:32:08作者:楞严经全文网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大家好,我是百家作者,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迁!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首先,他开创一种新的历史编纂体例,即后世史家所推许的“纪传体”。这种编纂体例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部分组成。“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兴废,并按编年记述各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以表列人物、事件、爵位、世系等内容;“书”记述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演变;“世家”记载诸侯国史,也包括开国勋贵、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则以传记的形式,记载社会各方面的人物事迹。其中,“本纪”记事简要,是纪传史的“纲”;“世家”、“列传”记事详细完整,是纪传史的“目”。

所以,纪传体是以历代帝王为序,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以记载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情况,构成一代完整的历史。《史记》问世之后,纪传体遂为历代史家所沿用,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历史编纂体例之一。郑樵《通志·总序》将它誉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可见《史记》对我国古代史学影响之大。 其次,司马迁以进步的历史观,总结古代以至秦汉的历史,使《史记》成为一部富于批判精神的历史巨著。他在《报任安书》曾说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他著述《史记》的出发点。

这在西汉“天人感应”思想盛行之时,无异宣布与这种神学思想分道扬镳。《史记》确实体现了这一旨意。司马迁围绕天人关系问题,指出邹衍的阴阳学“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又“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史记·封禅书》),是造成战国末年以来符应、祥和鬼神之事泛滥的根源,实际上道破了“天人感应”思想之荒诞。与此同时,司马迁专门写了一篇《封禅书》,记载历代帝王所搞鬼神之祀。其中以将近半数的篇幅,记述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讽刺性的文辞婉转微妙。

在《封禅书》的篇末,司马迁留下一段更加意味深长的话,即表示他因职务的关系,曾经扈从汉武帝巡行封禅,祭祀天地诸神,又目睹汉武帝、方士祀神求仙的活动,于是写下这类祭祀鬼神的事实,“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这里,司马迁表明将它公之于世,是为了揭露这类闹剧的内幕,使人们了解事情的原委。这在汉武帝时代,确实胆识不凡。对于鼓吹“天人感应”的神学大师董仲舒,西汉时即被人视为“群儒首”,甚至誉为“有王佐之才”(《汉书·董仲舒传》),而司马迁对他则持贬抑的态度。有关董仲舒的生平事迹,《史记》并无专传,只用寥寥五百余字,载于《儒林列传》之侧,位置极为次要。

代表董仲舒思想的《天人三策》,《史记》不仅只字未加提及,相反却详细记述他因著《灾异之记》下狱一事,称董仲舒出狱之后,“竟不敢复言灾异”,字里行间深寓嘲讽之意。 与揭露“天人感应”神学思想同时,司马迁更多强调人事的作用。比如在论述楚汉胜败时,他着意记载项羽失民心的大量事实,以批判项羽所谓“天之亡我”的观点。在论述秦王朝败亡时,他引贾谊的《过秦论》,强调秦败于严刑酷法,赋敛无度,是“民危

”的结果。而且对秦末农民起义大书特书,不但将陈涉与汤武等列,而且将他的事迹列在“世家”,予以特殊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一再肯定陈涉推翻秦王朝的历史功绩,实际上等于说明朝代的更替是取决于人与事,而非“天”或者鬼神的意志,这与他的天人关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由于时代的局限,对于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司马迁又回到神学天道观。如关于秦统一中国的原因,《六国年表》将它归结为“天所助”。此外,《天官书》也存在用自然界的变化,去比附社会现象的神学观点。但是在《史记》中,这不是主要的。 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在《史记》中多次论述。如“略协古今之变”、“终始之变”、“通古今之变”等等。从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出发,司马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考论史事,使《史记》各组成部分,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好了小编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了,看完这篇文章后大家有什么感想呢?敬请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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